2019年10月31日晚上，我院求是学术讲座第132期在求是楼449报告厅举行。本期讲座邀请到伦敦国王学院地理系Chris Hamnett教授，就《全球城市的阶级结构变迁》主题做了学术分享，讲座由我院助理教授赵益民博士主持，60余名师生和来自校外的听众参加了此次讲座。

【西方国家城市的阶级结构变迁历史】

Hamnett教授从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城市的阶级结构变迁历史入手，指出整个过程呈现出从“金字塔状”—“洋葱状”—“沙漏状”的变化特征。19世纪的西方城市中少数的地主、工厂主、专业人士和统治精英位居“金字塔”的顶层，中产阶级数量较少，而大量的低技能工人阶级处于社会底层。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福特制衍生出了以高技能工人群体为主的产业中产阶级，西方城市的社会结构由“金字塔”转变成“洋葱状”，中产阶级成为城市社会的中鼎力量。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后工业化”经济触发了西方城市社会结构的又一转型。全球城市经济结构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由此形成了新的就业和收入结构，进而导致了新的阶级联盟出现，以及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即顶部和底部增长和中部收缩。

【变迁过程的驱动因素和机制】

对于变迁过程的驱动因素和机制，学界存在三种主流解释, Hamnett教授将其概括为“无产阶级化” (Proletarianisation)、“专业化”（Professionalisation）和“极化论”（Polarisation）。“无产阶级化论”认为，随着低技能服务就业者数量的不断增长，全球城市的阶级结构变得越向下倾斜，可以用“无产阶级化”来形容。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所有的资本主义社会都会经历“无产阶级化”过程，因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劳动生产过程最终会转向机械化和自动化生产，进而导致工人阶级的去技能化和贫困化，中产阶级群体收缩，形成产业工人的“无产阶级化”。

第二种解释，也即“专业化论”则认为，伦敦等全球城市的阶级结构表现为专业型、管理型和技术型从业人员的增长，以及体力劳动者的减少。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73）立足于资本主义处在向“后工业时代”转变的社会背景，提出了以下论断：随着制造业地位下降和信息产业势头猛烈，一批拥有技术和专业技能的新兴中产阶级正在成长，从而促成了城市整体阶级结构的“专业化”。第三种观点是弗里德曼和萨森提出的“极化论”（Polarisation），即顶层和底层的规模同步扩大，而伴随着中间阶层数量上的收缩，由此导致极化现象愈演愈烈。在这一论述中，全球城市的社会结构被放置在全球劳动分工重塑的背景中加以考量，并由此引致阶级结构极化趋势的呈现。

Hamnett教授回顾了大伦敦区1961至1991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发现伦敦的社会职业阶层结构经历了持续向上的转移：技术型、管理型和专业型的从业人员（男性和女性）数量和地位上升，初级、中级非体力劳动者群体规模稳中有降，体力劳动者的数量持续下降。他同时指出，没有数据能完全证实两极分化的发展趋势，与之相反，数据事实上表现出了专业化的迹象。而且这样的证据并非伦敦所特有，其他学者探讨了阿姆斯特丹、巴黎、纽约、旧金山、新加坡等地，分别识别出了类似的变迁轨迹。

最后，Hamnett教授根据前述讨论为我们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索和思考的问题。四十年来，伦敦已经成长为一个更加“中产阶级化”的城市，其中产阶级规模远远超过19世纪末期。与其同时，北京和上海又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目前通过政府出台的政策来看，政府希望将北京打造为一个更加国际化的城市，职业结构和社会流动方向向上迁移，限制外来流动人口，这是否会引导本地的阶层结构呈现出与伦敦等地同样的变迁趋势，还是会出现其他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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