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论述的思想内涵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为达致理论自信、文化自信目标，反映中华民族现代化历程进行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探索，习近平总书记给予高度关注。2016年5月17日，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从历史演化、国际比较和时代发展视角，全面、系统地阐释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义、内涵及其标志。总书记指出，中国学术界应本着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多个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2022年，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更具体地提出了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使命要求，期盼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不能跟在别人后面，简单地模仿国外大学的标准和模式，而是走出一条扎根中国大地的大学建设新路。这一愿景成为构建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基本原则遵循。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阐述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以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世界与中国、创新与发展的辩证思维，阐明了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在逻辑的有机统一。第一，理论的逻辑。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知识是集理论提出、阐释、形成、创新过程于一体的系统工程，理论建设具有鲜明的导向性，体现着理论所蕴含的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亦引导人们对现实世界现象的认知与推理逻辑。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构建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为基石，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经典阐述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知识体系建设，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认识论和方法来认知世界、判断现象、分析问题、看待发展，在现时代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让马克思主义思想丰富公共管理学科的知识宝库，在中国社会改革的实践场景中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二，历史的逻辑。哲学社会科学思想与理论是历史的与社会演化的产物，其产生与形成无法脱离开理论置身其中时空特征，民族传统文化的烙印、历史经验的传承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共同体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更关乎国家治理环境基础乃至对公共政策的话语定义及其实施效力。当下是历史的延续，回应现时代诉求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势必以深厚的传统治理经验与广博文化为底蕴，汲取我国几千年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知晓观念、思维、逻辑来源的根脉；总结、概括中华前人的治国理念与文化精髓，挖掘立基于中国社会赓续、传承的经验及文化脉络，创造性地转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秉持中华文明“齐家治国平天下”观念，遵从“知行合一”的行动准则，将优秀传统文化与关照现时代有机融合。

第三，现实的逻辑。理论创新的动力既源自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既有理论的对话，更源自人类丰富的实践行动及其原发性创造，源自对思考、解决现实问题的驱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确定性加剧的复杂社会变动趋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要求、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变化的特征，都迫切要求我们回答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我们的道路制度应如何选择等根本性问题。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势必要以中国为关照，以时代为关照，面向动荡世界、变迁社会所触及的现实与未来重大问题，在全面探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理论与实践中，谋求理论话语的新知。

第四，比较的逻辑。自主性知识生产及其体系构建并非自我与世界隔绝，并非游离于世界科学技术和人文思想之外的自我话语，而是要超越跟在国外理论后面，以其理论范式简单地套用于中国社会复杂问题研究的态度与方法。推进知识生产和创新，要在理论鉴别、比较、分析的基础上，选择契合的理论、概念、话语和方法。透过国际性的视野，以中国本土经验为基本，以国际不同国别治理模式比较为参照，明晰中国发展在世界历史与现实中的位置，分析我国制度的独特优势，解释中国之治的内在机理，更好地概括和总结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理论、话语的价值。

二、构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整体论述，基于对人类思想、理论演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基于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现状及问题的思考，是引领公共管理学科自主知识生产和理论、话语体系建构的指南。十余年前，在经历了20多年海外理论与方法的输入、学习、模仿、套用等阶段的知识传输、应用与转化之后，学界针对在教学、科研中出现的原理、知识脱离对中国现实社会关怀，不能说明中国政党与政府运行现状，对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感知不足，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对中国经验和方案缺乏有效回应和解释等现象，中国公共管理学界便开始了整体反思，分析自身面对的知识窘困和“身份危机”，进而探讨“西方中心主义”理论对阐释中国现象与问题的局限，开始转向面向中国场景关怀中国问题，扎根于中国本土实践，与海外理论进行对话，将中国之治的经验概念化、学理化。近年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已成为公共管理学界理论研究的自觉与追求。

公共管理学科走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学科进一步成长，知识进一步发展、研究进一步创新的必然要求。面对巨变时代大量浮现的公共治理问题和亟待思考的中国之治方案，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更具紧迫感。公共管理学科理论、话语形成势必具有“场域”意识和“情境”关怀。理论形成并不超越时空，理论具有历史性，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社会场景中产生、抽象的。公共管理理论的建构及其阐释离不开其特定的“情景”，它是关照时代、关照现实、关照真实世界公共问题的产物，它深深地根植并嵌入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之中。美国公共行政学知名教授德怀特·沃尔多早年在探讨美国从欧洲大陆移植公共行政学进行美式的理论修正时就曾直言：“要理解政治理论，就必须将它们置于其物质环境与意识形态的框架里加以解释。美国公共行政的政治理论也不例外。因为美国的公共行政学已发展出与其独特的经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状况相关联的政治理论，尽管有人声称公共行政学是一门具有普遍有效性原则的科学。”这就意味着，公共管理理论的知识生产和创新要与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现实情境相契合，要根植于为实现国家治理善治的道路探索和方案选择的社会实践之中。关切公共治理真实的实践问题，在现实世界里寻找理论的根脉，才是获得理论建构、发展的生命本源。

公共管理作为回应国家治理重大问题，探求中国治理现代化之路的经世致用学科，面对大变局下国内外环境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不断加剧，迫切要关怀“人民性”价值下的民生与民享问题，思考社会、国家乃至全球公共治理的出路以及中国未来发展的方案抉择。对学科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知识发展、创新的机遇。其中，有四大驱动力推动公共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第一，阐释党领导下的公共管理制度及其机制的治理特征，在实践中检验制度的效能。美国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石是“政治与行政二分论”，行政系统作为执行主体，追求理性、中立的价值，追求效率本位、功能分化、分工明细、职能清晰、各司其职、非人格化等制度运行原则。中国则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确立了以政党为中心，党领导一切的国家治理结构。如邹谠所言，中国共产党处于政治领导地位，位于“同心圆”中心位置，能够动员、影响、指导和控制周围各种力量进入政治过程，显示与其他社会集团形成水平关系时所承担的领导角色。中国公共管理在党政体制的框架下如何将有效地行使统一的公共权力，调适党政在政治、决策、执行、监督的权力运行机制，产出具有优势的制度绩效？对此，公共管理学科承担着将政党领导下的公共管理制度实践概念化、学理化的重任。第二，回应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公共管理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寻求适应性的中国之治方案。人类社会面对的种种巨变都是重大公共管理及公共政策议题来源，需要在数字化时代以新思维来回应，超大城市治理、民生与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生态环境保护、总体性国家安全、危机应急管理、基层社会治理等秩序问题，都成为公共管理学科推进理论重构的动力源泉。第三，致力中国传统公共管理的知识梳理、总结，创造性地将传统治国理政智慧转化为不断传承的理论思想。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为今世和后世留下了巨大的治国理政经验财富，在精神气质上影响着深层的行政行为与行政文化，重新理解并挖掘传统治国精髓，亦是公共管理获得自主性知识资源的动力。第四，发现中国公共治理特有的现象及过程，解释现象产生的内在逻辑与机制，生产中国公共管理学独特的概念、话语。我们需要以实地调研、参与式观察、社会实验、数据分析等研究方法，敏锐地洞察中国社会转型变迁中公共治理的结构、形态、机制及行为变化，领悟公共管理多元行动者集体行动中的互动、体验、理解、学习、创新的显著特征，从演进逻辑和机制发展中不断抽象、概括具有规律性的中国公共管理善治之道。

三、构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实现路径

构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既是学人的重大使命，也是学人长期积累、持续扎根、不断反思、回应实践的脚踏实地的研究过程，需要公共管理学科不懈的努力，明确自身的目标以及行动路线。

第一，理解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意义，用于指导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构建公共管理自主知识体系，首先要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哲学层次上，重新认识、理解知识建构的价值目标。本质上，这是在公共管理研究思维方法与认识方式的转换，即将习惯于从文本、理论、数据出发做研究推论、理论演绎，转变为将深入到治理实践调研、经验感知与理论文本研读、分析有机结合，注重实践理性，以关注现实问题和治理经验为导向，形成理论指导研究问题及方法与在实践中获得新知、丰富经验认知的互动式思维方式，促进自主知识的增长。

第二，扎根本土公共治理实践，提取中国之治的案例经验，抽象、发展公共管理中层理论，抽象契合中国经验的学术概念。受制度主义、国家社会二元关系等理论影响，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大多呈现宏大叙事或微观行为特征，也存在着两者的割裂，对于因果机制研究的中层理论供给不足，亟待突破原有理论的局限。当前，我们应以中国公共治理的经验性案例为研究资源，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深入到城市、乡村公共政策制定、执行的公共组织系统，探求其实际治理过程和产生结果的机理，客观评估政策绩效，从观察、参与中积累知识，总结概括解释机制的中层理论及概念。

第三，加强公共管理比较研究，以国别、地区间治理比较，发现公共治理的共性与个性特征，增进与海外理论的对话能力。治理经验既是地方的，也是国际的。一方面，比较研究提供了全球视野中不同国家治理经验的范本，可以回答治理差异以及差异产生的机理，发掘我国治理的独特价值及其经验扩散的方式，发现公共治理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比较研究提供了经验评价的标准和价值导向，超越单一的认知标准，可以为认识世界多元的而非一元的现代化图式提供有力依据。

第四，挖掘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的“道、势、术”精髓，在现时代重新理解、认识传统治理智慧的思想内涵。中国拥有悠久而广博的治国文化，涵盖关乎人类秩序的道法观念、天下观念、民本观念、家国情怀、人伦关系等深邃的哲学思想，充满了辩证逻辑，对当下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依然保持着强大的文化影响力。梳理传统中国治国理政的经验与思想，深入分析其中契合现时代治理的思想内核，理解传统治理文化中阐释的规律和普适观念，明理文化基因中承载的逻辑，服务于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

第五，阐释中国之治的经典案例，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公共治理的实践经验。在提取中国公共治理经验、概念、话语和展开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公共管理学界应同时加大将中国之治的经验向海外传播的力度，在传播过程中诠释“中国故事”，开展理论对话，增进世界对中国治理的理解。